南阳会议：完善土地革命政纲的会议
南阳会议：完善土地革命政纲的会议
——纪念南阳会议召开90周年
□李荣生
1930年6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上杭县南阳镇的龙田书院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南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蔡协民、曾志等红四军干部和闽西地方干部等七、八十人。会议期间，南阳的区乡干部列席参加了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报告。
南阳会议主要是总结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讨论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修订财政政策，讨论红四军整编等问题。会议自6月11日开始，前后开了10天，前段为“南阳会议”，后段为“汀州会议”。会上，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总结检查了闽西党的“一大”后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对土地、婚姻等政策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南阳会议后，毛泽东对闽西的工作经验十分重视，请邓子恢同志到长汀，向红四军详细介绍工作经验，毛泽东同志也在“长汀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南阳会议总结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经验，通过了《富农问题》《流氓问题》两项决议案，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对于进一步贯彻“古田会议”精神，推动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著名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这次会议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这条重要原则。这在以后各苏区的土地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上杭由此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
中共闽西一大制定实施的土地政策和闽西人民的伟大实践，为南阳会议完善土地革命政纲奠定了基础
1929年7月下旬，中共闽西“一大”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各区乡在红四军“七月分兵”的帮助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闽西各县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平均在10天到20天的短时间内，完成分配土地的工作。到1930年上半年，在闽西苏维埃三百多里的广大农村有50多个区、600多个乡完成了分配土地的工作，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精耕细作、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兴修水利，使粮食生产获得好收成。农民有了粮食，广大农村到处呈现一片喜人景象。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写道：朱德回顾闽西期间的情景时说：“那年收成很好,把地主赶跑以后分了田，农民不但够吃，还有余粮发给军队。他们成千上万地涌向古田地区，从带着铺盖和一个星期的粮食，每一处都给我们送礼，他们带来大批白米，还有鸡鸭，甚至还赶来猪呀、牛呀，让我们过年时吃顿好的……”
闽西“一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作出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同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手续简便，方法简单，能争取时间，较快地完成分田任务，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还能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农民分得土地后，全部劳动力都用到土地上面，肥料水利也在劳动力充足的条件下，大大得到改善充实。
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上，对土地问题强调指出“一要分、二要快”和“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
分配土地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争取广大群众，是否有利于战争，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分田实践中也发现，农民分到的土地，在数量上虽然达到平均，但在质量上却不相同，有些还悬殊很大，因为富农把持或隐瞒了肥田，抽出的全是瘦田、坏田，贫农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样就导致了贫农和富农之间的矛盾加剧。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作农村调查时，也发现了富农把持或隐瞒了肥田的问题，他感到没收富农的土地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南阳会议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并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为土地革命胜利提供政策支持
闽西各县区乡的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闽西“一大”精神，不断深入。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突出的问题是：依照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的分配方法，这个办法虽然能平分富农的多余土地，在一定时期内，也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但是，这个办法只解决贫雇农对土地数量上的要求，没有解决土地质量上的差别。从原耕农民手中自愿抽出来的土地往往是比较瘠瘦，富农被平分的多块土地也是质量差的土地，这样，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分得或补进的土地也就是瘦地差地。
1929年的下半年，晚稻普获丰收，一般比上季增加二成收获。但贫雇农分得的田地与富农自留的田地，收获量相差很大。因此，成了土地主人翁的贫雇农民，发现土地肥瘦不均，纷纷要求合理调整土地，不少地方出现“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的现象。
这种贫雇农与富农在土地的肥瘦分配上的斗争，就成为这一时期土地斗争的中心问题。1930年2月25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了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土地肥瘦问题，对土地政策作了新的规定：“分田方法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抽出之田以肥瘦均匀为度，好田多者抽好田，坏田多者抽坏田”。手续上“先由土地委员先行调查统计田地人口总数，预定每户分田多少及各户应抽数额，而后交代表会讨论分配。”土地委员必经由贫农充任，分田面积以收获实谷计算。
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之后，率领红四军再度入闽。当他听到邓子恢关于闽西土地改革的情况汇报时，很赞成邓子恢的实践经验，称赞闽西土地问题解决的办法最好，指示红军立即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随即于1930年6月11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总结和肯定了“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原则。
开会是为了解决存在问题，为了形成一致的认识，作出相关决议。毛泽东、邓子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对闽西土地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了解，才能提出各种纠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步骤。南阳会议指出：“土地肥瘦分配的斗争，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会议规定：“应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应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
实践证明，南阳会议制定的土地分配原则，完全符合农村实际斗争的需要，它来自于人民群众在斗争中的实践经验，体现了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而不是打击中农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样既满足了广大贫雇农对平分土地的合理要求，又可以使富农对革命保持中立态度。所以说，南阳会议丰富和完善了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南阳会议争取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克服敌人，为土地革命胜利提供人力保证
南阳会议总结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项决议案。《富农问题》决议案是土地革命史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富农问题的文件，提出了一些限制富农的措施。决议案指出：“当着红白交战胜利未分的时候，即现在这种时候，当前的唯一问题是怎样争取广大群众克服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同时决议中还肯定了赣西南分青苗的重要经验，规定何时分田，何时得禾的原则，改变了过去分田不分禾，田里的禾谁种谁收，贫农分田、富农得谷这种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雇农的做法。这是南阳会议的历史功绩，它进一步完善了党的限制富农政策。
南阳会议通过的《流氓问题》，制定了党对待流氓问题的策略，指出：“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争取过来，给其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人由流氓变为非流氓，在特殊环境下，加以临时利用他们，使之脱离统治阶级的地位……”“对于由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大力排除，同时对于那些流氓习惯还不少的人应该加以适当的教育……，特别在党内要洗刷流氓成分，克服流氓意识，要认清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现在红军最严重的任务。”。这是进一步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在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重要思想，还在力量上建设一支人民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保证。
南阳会议的召开，由于受共产国际和“立三路线”的影响，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分析，提出一些“左”的做法。《富农问题》决议案夸大了富农的反革命性，把富农划为三种：即半地主性富农、资本主义性富农和初期富农。决议案提出：“中国富农的剥削则一般带有半封建性的残酷性，无论在地租方面，在高利贷方面，在雇佣劳力方面，在商业资本方面，都表现富农的剥削比地主更加残酷”。在具体政策上，重新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在平谷斗争中，不但要平地主的谷，还要平富农的谷：在筹款中，既向地主筹款，也向富农筹款等等。
错误的分析，得出错误的结论，制订了一些错误的政策，这些政策势必侵犯到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贫农、雇农的生产积极性，后来一些地方出现“一切土地上的生产，农民不敢要，他们怕成为富农，他们不愿意多做工多生产”，致使土地荒芜，社会生产下降。这些正是1930年上半年党内存在的富农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和政策的反映，给正在深入发展的土地斗争带来了严重干扰。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领导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进行不懈的斗争，直到1930年底到1931年初，才基本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其基本内容就是联合大多数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是革命的意义所在，正是毛泽东在南阳会议上指出的“革命”二字的真实含义。
南阳会议讨论和尽力解决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适时调整财经政策，为土地革命胜利提供经济保障
在南阳会议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分析了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对闽西的土地、婚姻、经济、财政等政策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
1928年6月永定暴动后，在各乡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永定县成立了闽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使老百姓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土地革命满足了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加上苏维埃政策实行奖励开荒的政策，使粮食大量增产增收。但是由于苏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的粮食、土纸、茶叶、木材等农副产品不易出口，而农民迫切需要的布匹、油盐和药材又不易进入苏区，价格昂贵，形成了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价格相差太远，出现的“剪刀差”现象日益严重。农民以多量的农产品，只换取少量工业品，这种现象实际上仍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削，农民受了这种剥削，必然还要穷困下来。
南阳会议认为，经济问题与战争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只有积极的向外发展游击战争，发展新区的土地革命，冲破敌人的封锁，才是正确的出路。因此，一方面责成红军、赤卫团、游击队积极向外发展游击战争，完成筹款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决定征收土地税，厉行节约，紧缩开支，以支持革命战争，在经济方面则决定保护纸厂、烟厂生产的政策，保护贸易自由和奖励出口的政策，并建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建立金融体系，以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1928年3月4日，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龙岩县委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等领导后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后田暴动，打跨了国民党军阀陈国辉支持的地主武装老人会，在此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债约，没收地主粮食和钱财。后田暴动，打响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成为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在福建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彻底解决奸商和反动派勾结破坏苏区商业和金融的行为，苏维埃政府创设了“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由中农、贫农、雇农群众自愿入股，集中股本向社员购买谷子，谷价要比市场高一点，买来的谷子存储到第二年春荒时，又比市价低点卖给社员，多余的则想方设法运到米价高的白区售卖，盈利除留存公积金外，其余按社员入股比例进行分红。
1930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家合作社性质的股份制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诞生后，对进一步废除高利贷，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工农银行创办后，大力帮助了个体农民、劳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借贷给石灰、铁器、药材、刨烟、纸业等合作社及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同时，苏区的县区乡也普遍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及时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急需的资金周转困难。
通过开展苏区经济建设，发展信用合作、粮食合作、消费合作等合作社事业，不仅更大地激发出了苏区群众的革命热潮，为支援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围剿”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经济保障，而且进一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正如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一文中赞扬“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行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乡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无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