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会议材料
1.上杭南阳是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
2.“南阳会议”概况
3.《富农问题》决议案
4.《流氓问题》决议案
(文末有附件可下载）
上杭南阳
是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
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
上杭厚重的红色历史，犹如一道道绚丽的彩虹。若以时序来排列的话，至少有这么六道彩虹：
一一第一道彩虹，就是1929年秋，毛泽东率红四军两次攻克固若金汤的铁上杭之后，异常兴奋，挥毫写下了两首著名诗篇:《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
一一第二道彩虹，就是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史上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形成了以“思想建党，永葆先进;政治建军，人民本色;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团结奉献，勇闯新路”为主要内涵的古田会议精神。
一一第三道彩虹，就是1930年1月毛泽东写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代表作，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莫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一一第四道彩虹，就是1930年5月毛泽东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孕育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
一一第五道彩虹，就是1930年6月在上杭南阳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的向题。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这条重要原则。这在以后各苏区的士地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对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上杭南阳由此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普地。
一一第六道彩虹，就是1933年11月的《才溪乡调査》。毛泽东九到上杭，三进才溪，开展调查研究，指导革命实践，贯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映了苏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建设的生动景象。
(摘自石仲泉同志2012年6月25日在福建省上杭县红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南阳会议”概况
★我党历史上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对当年各苏区的土地革命和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上杭南阳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
★会议通过的《流氓问题》决议案，是对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补充
1930年6月11日至13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上杭南阳（原属长汀）“龙田书院”（原长杭中学礼堂，今龙田中学），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南阳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总结红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和中共闽西一大召开近一年来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武装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谭振林、邓子恢、张鼎丞、曾志、蔡协民、方方等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闽西特委委员、部分红军和闽西地方干部代表也列席参加了一天。到会代表共有80多人。
会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闽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土地分配中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和创办粮食合作社，建立工农银行的措施，同时实行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闽西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等新经验。大会“对闽西的土地、婚姻、经济、财政等政策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闽西等地区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作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会议通过了邓子恢起草、毛泽东军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决议案。”
这次会议总结了红军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一年来闽西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制定和完善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对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中，《富农问题》决议案对中共闽西“一大”的土地政策中关于“抽多补少”和“不得妄想平均”的文件作了修正，规定土地分配的政策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这是对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丰富和发展。这在以后各苏区的土地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对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南阳由此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流氓问题》决议案正确分析了流氓的社会地位及作用，规定了党对流氓的总策略，提出了革命队伍中洗刷流氓意识消极影响的重要性。这些规定是对古田会议的重要补充。
富 农 问 题
——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
（1930年6月）
（一）什么是富农
富农有三种：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就是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一种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即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佣工人耕种的一种人；第三种是初期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
各种富农对于贫苦群众的剥削有两种共同的方式：第一种是高利贷（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和商业性的出卖粮食；第二种富农各有一种特殊方式的剥削，即半地主性富农的剥削地租，和资本主义性富农的剥削雇佣劳动。此外，各种富农有许多是兼营商业的——开小商店及贩卖农产品，则是用商业资本方式剥削贫苦群众。
（二）富农的反革命性
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但中国富农的剥削则一般带着半封建的残酷性。无论在地租方面，在高利贷方面，在雇佣劳动方面，在商业资本方面，都表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因此，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贫农雇农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
在革命初起时，富农阶级虽然有反军阀苛捐杂税的需要，但为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土地和资本），只要革命是从贫农庭方面起来的，他们就一定站在地主方面和贫农雇农作对。
在革命潮流高涨，富农慷慨焚契分田挂红带子称同志甚至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行为，是为了取得社会地位，争取对贫农雇农的领导权，企图挽救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由目前的保护家产进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是农村斗争中最严应该唤起同志们充分注意的问题。
在农村斗争深入时，应是在那贫农雇农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权，打落了富农的政治地位，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山林、耕牛，废除了富农的债务时，富农的表现就是造谣惑众和消除怠工。
在革命由危急走向失败时，富农就由动摇、妥协，以至完全叛变，站在地反战线，向贫农雇农进攻。
（三）对于初期性的富农的争论
过去各方面（特别是东江）只承认半地主性的、资本主义性的两种农民的富农，初期性的则不叫做富农而叫做“中农”，反对把他们多余的土地没收，甚至反对废除他们的债务，这是忘记了这种初期性富农仍是一个剥削阶级。他们虽不收租、也不剥削雇佣劳动，但他们放高利贷，并且高价乘危出卖剩余粮食，这两种剥削是和半地主性、资本主义性两种富农完全相同的。这种富农靠了上述两种剥削，逐渐积累资本，跑向资本主义性和半地主性的两种富农队伍里去。贫农雇农不但对于半地主性和资本主义性两种富农的土要没收，债务要废除，就连那初期性富农的土的、债务，也要没收也要废除。凡属斗争深入的地方，贫农雇农都照这样的做了。但在共产党里都[却]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联席会议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坚决的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要和没收其他两种富农的土地，废除其他两种富农的债务一样的坚决。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呢？因为只有没收他们的土地，才能回答他们高价乘危出卖剩余粮食的残酷剥削，只有废除他们的债务，才能回答他们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这两种剥削都是半封建性的，只有把这两种剥削彻底废除了，农民才算彻底从半封建关系下得到完全的解放，单单废除地主和第一、二种富农的剥削还是不够。
（四）广大贫农群众的力量足以克服富农，也只有党建立了反富农策略，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彻底完成民权革命任务，走向社会革命阶段
在长江、珠江两流域，一般说来，是贫农雇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富农不满百分之十。在农村斗争中斗争的主力是贫农雇农广大群众，加上中农是可以结成同盟的，富农是个极孤立的小群众。富农虽有必然的反革命性，但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是要被广大贫农群众打倒的。那些说南方各省中也有富农或自耕农占多数或占一个颇大的数目的（如“江西是自耕农占多数”，“梅县、大埔自耕农多，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福建长汀、建宁富农占百分之四十”等等说法），显然是夸大富农的阶级力量，以为第一步只应反对地主，反对富农尚非其时。这不只是与社会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客观上的错误，有些并且是主观上企图建立富农的领导权于党内和群众内，模糊党和群众内的阶级认识，减轻以至取消党的反富农任务一种反革命阴谋。
那些夸大富农的阶级力量，以为当进攻地主时应该向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是很危险的。同时仅仅认识富农是“一个极孤立的小群众”而不认识富农的“极残酷的半封建”，也必然要减轻以至取消当得反富农任务，也同样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固然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但若我们的答复不从剥削的本质上看，单从剥削的方式上看，也势必承认“富农不是主要敌人，地主才是主要敌人”，不承认反富农斗争的性质也和反地主斗争一样是反对残酷的半封建剥削，因而我们的结论也必然要走到减轻以至取消反富农斗争的重大任务。放弃了这个任务，就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彻底完成民权革命，走向社会革命阶段。反之，只有认识反富农斗争和反地主斗争同样是反对残酷的半封建剥削，才能坚决地建立党的反富农策略，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才能彻底完成民权革命，走向社会革命阶段。也才能全部推翻陈独秀们的理论根据，不许他们还据有“富农”一个区域在那上面胡说八道。
（五）海陆丰斗争失败，是失败在盲动主义和海陆丰地方主义，不是失败在反富农
东江的同志以过去海陆丰的失败，富农（初期性富农他们所谓“中农”）反水为鉴戒，叫各地不要打击初期性富农，同时别地也时有这种论调，这和大革命失败时两湖的同志跟着唐生智、许克祥的尾巴大叫农民运动“过火”差不到许多。现在大家已经明了大革命失败不是失败在“过火”，而是失败在“没有过火”（机会主义）；海陆丰及他处的失败，是失败在盲动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这时革命的全国形势适当低潮，而不是失败在反富农。在盲动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领导之下，不论何时都要失败的，绝不因不反富农而可避免失败，同时决不能以反富农斗争和大烧、大杀、大抢同样列入盲动主义，可以引为以后的鉴戒。适得其反，坚决的和富农作斗争，树立贫农、雇农的绝对领导权于农村之中，乃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六）为了流通金融而保存富农的债不废是最蠢不过的
为了“流通金融”，即为了使富农再借钱给贫农，而阻碍贫农群众对富农彻底废债的斗争，这是很不对的。这种口号由富农以欺骗的性质提出来原不足怪，若站在贫农观点上作这种主张则是最蠢不过的。因为农村秩序—骚动，一切借贷赊欠立即停止，那有斗争到了没收土地时候而有富农出来流通金融之理？一切红色区域的事实早已教训了我们，要流通金融只有靠贫农自己组织信用合作社和苏维埃向富农强借办理低利借贷，靠富农再贫农不打他的条件之下发慈悲心救济贫农，那完全是空想。
（七）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
“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南方各省土地斗争中不可移易的两个中心口号。到处的群众普遍的在执行这两个口号，党却到处做群众的尾巴，要到群众自己执行了才去“追认”；有些更是始终“否认”，则不但是群众的尾巴，且变了群众的对头。这种严重现象如不纠正，党史不能领导南方各省的土地斗争的。毫无疑义 “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废除高利贷”两个口号是不适当了，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利用了去作为阻碍贫农斗争的工具。毫无疑义，“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要在南方各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公开的证明的提了出来，“否认”固然是极端错误，“追认”亦是尾巴主义。要拿了这两个口号去发动群众，仍是不深切【了解】南方各省土地情况，由此而得到机会主义的动摇性的策略，这种运摇性的策略，是于飞快要到来的上万万数目的贫苦农民大斗争之领导，不适合的。
（八）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交出两个口号
有一种意见，主张党对富农的策略在白色区域和在红色区域要有不同，红色区域可以打击富农，执行“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白色区域仍是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地主债务的口号，这是为了使富农暂时中立，使贫农对地主的斗争先胜利。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屋面只要承认富农（包括实际是富农而普通看做“中农”的那些农民）数目在农民比例上市占少数（比起地主数目来却是多数）。而这少数的富农乃是用最残酷的半封建剥削对待贫农雇农，是必然要反革命的。我们的策略便应一起始就宣布富农的罪恶，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绝不应该模糊富农及其他的阶级界限，让富农得一投机取巧的机会，应该让他一起始就现出本来面目，使群众认识他的反革命。并且富农绝不会“中立”，他看见贫农雇农一起来，马上就站在地主战线去，那有什么“中立”的事，这种使富农“中立”的幻想，必然要妨碍无产阶级发动贫农雇农的猛烈斗争，并争取中农与之结成同盟的任务。因为我们若不一起始就提出反富农的口号，贫农变要表示失望，这在闽西和各地斗争中业已证明，因为贫农雇农的敌人绝不止地主一个，还有富农一个，地主的剥削固然是厉害，富农的剥削却是更厉害。
（九）不论什么地方都要交出两个口号
又有一种意见，是承认在某些地方要向富农让步，如一省之内某些县，一县之内某些乡，凡是所谓“富农多数”的地方，在分田、废债两件事上，可以不照贫农数多地方一样，由当地苏维埃决定和一般办法不相同的一种办法，如土地依劳动力分配，小资产债务不废除等。上级苏维埃要批评他，这种意见的危险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所谓“特殊地方”，为了取得富农的欢心，便完全牺牲了贫农雇农的利益，他们不知道富农多的地方贫农雇农一定要多，把贫农雇农的利益，去迁就富农的利益，这是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党不应如此；第二是准许特殊地方的苏维埃有保障富农利益（即不平分土地，不废除小资产债务）的权利，那么不必真是所谓“富农多”或所谓“自耕农多”（其实这都是南方各省没有的事，只是富农共产党员的一种谣言）的地方，即在富农、自耕农很少的地方，只要那个地方的苏维埃是富农管事，他就可以蒙蔽群众提出这种要求。所以这种意见的危险不啻保障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剥削与压迫。在南方各省中，应该不分地域叫出“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方才免去这种危险。
（十）分配土地不按人口平分，而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只于富农有利
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劳力多的多分，劳力少的少分，这只于富农有利。因为中国的富农主要还是半地主性和初期性的两种，纯粹资本主义的农场或农业公司是很少的，南方各省中简直看不见几个。中国的富农即是以自己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那末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即在贫农中说，那些劳力多的贫农家庭（如一家八人中四人有劳力），因为多得了田，便比较劳力少的家庭（如一家八人中两人有劳力）具备迅速发展为富农的条件。
（十一）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当着红白交战胜败未分时候，亦是现在这种时候，当前的唯一问题，是怎样争取广大群众克服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时候决定一切策略的标准时争取群众，而不是什么发展生产。因为这时候生产的工具（土地等）还在敌人之手，或虽落在群众之手，但仍有被敌人夺回去的可能。这时候完全谈不到发展生产的问题。那些在这种时候提出发展生产一类不适时宜的问题的，显然是代表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客观上不是什么发展生产，而是阻碍斗争发展，帮助地主延长寿命，使革命走向失败的。
（十二）按人口平分，不但不会减少生产，反而是增加生产的条件
上面说了当着斗争激烈时候，只是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即就发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较按劳力差别分为有利，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土地未分配时多说百分之二十。以前闽西有些同志所忧虑的“田地分割太小了” “原先未耕田的人分了田不去耕田会荒废”种种可以招致生产减少的危险。现在事实证明不足忧虑，并且适得其反，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什么原故呢？因为贫农及农业群众得了田，就把一切人力用在田内，从前农村中一切不生产的寄生虫和地主及游民现在不耕田就没饭吃，都返得耕起田来了；从前贫农中之因土地不足而闲置起来的劳力，亦因得了田而使用出来，因此生产就增加了。又因中国的农业生产还在人工耕种、人工灌溉、人工肥料（绿肥施肥等）阶段，地主剥削时代贫农以为田不是自己的，不肯努力耕耘，所谓“深耕易爆”他们完全不愿，他们亦不愿整水利，肥料也不愿多放，简直懒得去弄肥料，以此田地日就荒芜，生产大大减少，造成普遍全国的农业危机。闽西农民既的了田，且是平均分配，每人都得一分，便把从前那种怠工现象完全除去，他们愿意深耕了，他们把大规模人力用在修坡训，与在地主富农剥削时代，陂圳不开大不相同，若不平分则不能把大规模人力利用到修复陂训上；谷草放在猪栏牛栏里造厩肥，把革皮挖了来呕荡作粪，再加上人粪尿，肥料问题也解决了。以上这些都是平分土地发动大规模人力的效果，有了这些效果生产就增加了。
如说他们缺乏牛力。分了田不能耕，那些原先租用富农的牛的，没收了富农的牛就完事（不出牛组就完事），那些原先连租来的牛也没有了，他可以同他的亲戚朋友临时借牛或租牛。
如说农具不够用，他们可以向富农借用多余的农具（富农的多余土地没收了，有农具多余），甚至没收富农的多余农具。
如说田地分割太小于生产不利，这只在大规模的公司农业才有此现象，公司农业在中国简直看不到几个，普遍现象是小农生产，即使是大地主的土地，他亦是分租给许多个农家耕种，并不是整租给一个农家耕种，并没有分割太小生产不利的事。并且我们有〔对〕于农业是要鼓励贫农用集合生产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去，而不是要鼓励富农走向资本主义生产。贫农们集合许多小块土地，用合作社方式组成共同生产制度，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这样才是我们的目的。
革命时代农产物价格特别低落，剪刀现象发展，富农田多，因为耕了没有利益不热心耕，结果反破坏了生产。
一家之中能劳动的少不能劳动的多，平分了田亦不会减少生产。因为那一家中少数有劳动了的，他们的劳力亦常常能够担负供给全家粮食的任务。并且所谓没有劳力的人，亦不是全然没有劳力，他们仍可帮助一些工作。至于那种大家庭，不能劳动的比能劳动的特别多（如九人对一人），这种情形很少，他可以把田地交换苏维埃，转给别人耕，亦不至使田地荒废。
（十三）富农要求留公田并利用公田生产口号
苏维埃的模范农场和合作社式的集合生产，是以农业走向社会化的好方法。但在现在这种斗争时期，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因此现时不能经营模范农场。为了争取群众，扩大斗争，应把田地尽数分与需要的人，苏维埃没有留公田的必要，山林及多余房屋，凡属群多大众的亦以分配为原则。那些为了苏维埃要钱用，或为了明年生儿子，主张田地不要全部分的但要留出公田，山林和多余房屋完全不分配，还有表面上站在左边主张所谓“社会主义和共同生产”（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由苏维埃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如江西的袁文才、福建的傅柏翠等，都完全是富农路线底主张，这是聪明的富农党革命高潮时，延缓贫农分配土地的巧妙欺骗政策。因为贫农忙的不是明年生儿子的问题，而是明天自己吃饭问题，因此贫农的要求是赶快分配一切土地。为明年生儿子留出公田。在贫农眼中完全没有什么必要。至于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分配土地彻底肃清封建关系之后，由贫农组织合作社集合耕种，在革命底全国胜利之后，由苏维埃择地经营农场，由此走向社会主义。若不经过分配过程、合作社过程，就执行苏维埃经营政策，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前途。
（十四）何时分田何时得禾
过去的办法是：土地分配在下种之后，本届的生产归原耕人收获，这种政策只富农是满意的，贫农大不满意，依这种政策，在每年收一次的地方，贫农及失业群众名日分了田，实际要等到明年秋天才第一次收得谷子，每年收二次的地方，也要下一次才收到谷子，以此贫农及失业群众不满意，应该何时分田，即由分了的人得到田里的收获，富农虽不满意，却取得了贫农及失业群众的拥护。向富农偿价然后得禾，亦是站在富农利益方面的办法，依据贫农的需要，连价也无须偿他，因为贫农无钱付价。
（十五）谷子亦可以平
农村斗争发展到暴动形势，贫农富农及失业群众在打豪绅、烧契约的斗争中，一定有一种平谷斗争，接着就是平田斗争，所以平谷是农村斗争中一个重要项目。平谷斗争做到彻底的，不但要平地主的谷，而且要平富农的谷。拿一乡人口的总数除一乡存谷的总数，无代价的把一切人家的多余谷子平了下来。在这种斗争中，我们若站在富农观点上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口号，一定要失掉贫农群众，显然是不对的，无疑要站在贫农、雇农及其贫苦群众的观点上发动平谷斗争。在游击战争时，政权连短时期稳固可能都没有的地方，则要用“抢谷”的方式。虽然，是要抢地主的谷，但群众要抢富农的谷时，我们应完全的拥护群众这种行动。
（十六）向富农筹款不是盲动主义
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向富农征调费用是应该的，过去阻止群众向富农筹款，把这种行动算做盲动，这是从拉拢富农一个观点出发，根本是不对的。
（十七）抽肥补瘦
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农得了护符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不大满意。不但闽西，各地亦大都发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能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
（十八）反对富农的调查研究口号，土地要很快的分配
许多富农共产党员阻碍土地斗争，延宕分配土地的时间，他们的口号是：调查未清，研究未好，以致有暴动之后调查研究了三年还没有分配土地的，有调查研究了一年还没有分配土地的。我们应该根本反对这种清谈主义的调查研究。在土地实际分配一个问题上，简直不要上级机关的调查研究，只要经过乡政府的调查，马上即可分配。为了迅速的彻底发动群众，迅速的传播革命影响，应该很快的分配土地，凡属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
（十九）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
土地工农业累进税的目标，是供给斗争的财政需要，在这个目标下，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为了斗争的财政需要，贫农自不能不出相当的土地税，但必须收得很轻，极贫的（每年食不够的）应该免税。中农出税较贫农可以多一点，但须不违背联络中农的原则，就是说中农出税亦不能太重。对于富农，可以抽收高至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为了斗争的紧急需要，得向富农无代价征收剩余粮食。
（二十）平田之后，仍有富农
现在的打富农，主要目的不在消灭富农，而在争取贫农群众，扩大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实则富农打过之后，富农并不会绝灭，因为富农具备种种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即使把他的田地平了之后，他仍比贫农要占优势，富农的发展比贫农的发展一定要快，贫农、雇农仍然要受富农的剥削（剥削方式是商业性的囤买囤卖和开小商店）。要真正消灭富农，要真正使贫农、雇农不再受富农的剥削，一定要在有了民权革命的全国胜利，再转变到社会革命的全国胜利，把农业社会化了之后。必须依靠城市工人的帮助与指导和贫农、雇农自己的努力，使农业社会化了，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才被社会化的生产所消灭。那时候一切农民都无产阶级化，农村中才真正没有了剥削，这就是工业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所要领导农民共同走向的目标。
（二十一）批评是鼓励贫农前进，而不是对他们泼冷水
当群众热烈的起来做平田斗争时，“妄想平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批评语句，常常为富农以至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利用了去，把意义改变，抵抗贫农的平田斗争。这种例子到处发现，这在正当起劲的贫农斗争不啻泼下一瓢冷水，必然要使贫农失望。原来我们所要提出的批评，不是说平田不好，乃是就农村范围说，平田之后，私产制度没有废除，共产制度没有实现，富农对贫农的剥削依然会继续发现，所以贫农在平田之后，要更进一步用集合耕种方法向社会主义走去，才是最后的胜利。就全国范围说，平田之后，工人还没有汇合农民的力量，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不但依然剥削农民，而且比前更加历害，造成农村中残酷的剪刀现象，农民虽有饭吃，但无衣穿、无货用，一切农产品贱得要命，一切布匹货物贵得要命，农民的生活依然痛苦不堪。农民要解决这种剪刀痛苦，只有扩大红军，扩大斗争，帮助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的大城市取得胜利，打倒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苏维埃管理全国，同时促进了全世界的革命高潮，推翻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农民才能取得全国以至全国工人阶级的帮助，把剪刀痛苦消灭。我们的同志应该在每一红色农村中，把农村及全国两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如上所指），借各种机会、用各种方法告诉农民，鼓励他们向前一步，而决不是站在富农的观点把他们拉后一步。
批评的开始应在平田斗争胜利之后。若正在平田斗争激烈拼命之中提出这种批评，不但容易被富农曲解利用，而且是[在]群众面前涌现两个目标（农权主义和社会主义）， 容易混肴群众的观念，因为群众在当前目标未实现前，只了解当前的目标，不了解进一步的目标，我们若不在当前目标未实现前鼓励着群众猛力实现当前目标，却放松了当前目标，去鼓励进一步的目标，群众就会有“即说这样好，又说那样好？”的怀疑发生出来。若在群众平田斗争胜利之后（两星期即可完毕平田斗争）开始批评，就没有这种弊病了。
（二十二）组织上肃清富农
（1）要保障土地革命胜利，首先要肃清党内富农成分
为了争取广大贫农雇农群众坚决的进攻富农，建立贫农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权，保障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首先就要肃清党内富农成分，特别是农村中的党，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过去一直到现在地方党的组织，尤其是指导机关里面，不论什么地方，都充满着富农分子。这是因为各地农村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上级机关派去农村工作的人，农村中首先出来接洽的多属富农、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由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引进来的当然又是他们气味相投的同类。到了农村斗争发展的时候，这班富农、小地主党员多半成了支部以上各级指导机关的干部，各地斗争发展这迟缓和不深入，都是这班人在那里作怪。高级指导机关的指示被他们阻隔着，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一直要待群众斗争发展到冲破了他们机会主义领导，高级领导机关的反富农策略又对着他们压迫，这样，高级指导机关的反富农策略才与群众斗争合起来。肃清党的各级指导的机关的富农路线，这种过程，差不多每个地方都经过的。
很显然的，富农（特别是领导机关中）若不洗刷出去，群众斗争是不能起来的。无条件的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是争取群众保障农村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怎样洗刷富农？从各种斗争过程中去观察那些表现富农路线的，就马上给他洗刷出去。
（2）富农不参加苏维埃
要建立农村中雇农、贫农的领导，防止富农领导作用，除了党内肃清富农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办法，就是剥夺富农的选举权。一切从前的现在的富农，不得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当然更不得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及其他一切政权机关职务。这是保障革命由民权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关节，忽视这个重要关节，就必定要演出严重的错误。
（二十三）发展反富农的理论斗争
不但组织是开除富农，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发展反富农的理论斗争。不论党内及群众内，这种反富农的理论斗争都是应大大使之安展。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克服富农路线。不但实际上推翻现在的富农领导，并且要使他在任何时候不能抬头。
流氓问题
——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
（1980年6月）
（一）流氓问题成了斗争中一个严重问题
在地方尤其在红军中，随着斗争发展，流氓问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不正确的观点，如说“流氓会打仗，我们不应该排除他”，“三教九流的人都可以收容，犯法的办他就是”，“只要官司长领导很好，士兵的组织成分不要紧的”，以上这些错误言论，在红军中时常发现。基于红军中的流氓成分，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之不利于革命。特别在革命高潮飞快到来，加紧布置全国总暴动争取全国胜利的时候，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流氓意识如不克服。流氓成分如不洗刷，斗争的前途是要发生许多危险的。
（二）流氓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
同志中许多对于流氓的观念十分模糊，对流氓认识不清楚，以致不能确定对流氓的正确策略，因些对于流氓有一详细分析，是决定对流氓策略的先决条件。
（1）流氓的来源
半殖民地中国因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大为破产，造成巨大的失业群众，又不能有大规模民族工业吸收他们。这个失业群众没有出路，因些造成大批的流氓。
（2）流氓的社会职业及其特点
流氓约有三十种不正当的职业：1、土匪，2、盗贼，3、娼妓，4、兵痞，5、戏子，6、差人，7、赌棍，8、乞丐，（以上八种都是大群众，以下人数较少）9、讼棍，10、地保，11中人（一部除外），12、开烟馆的，13、装水烟的，14、卜卦的，15、算命的，16、看相的，17、地理先生（一部除外），18、耍把戏的，19、卖假膏药的，20、卖武的（一小部除外），21、游学的，22包打听，23、拐子的，24、拆自党的，25、做烂媒的，26、人贩子，27、和尚（一部除外），28、道士（一部除外），29、师娘（巫），30、教徒（一部除外）。
现在急论中所谓流氓，应限于上列各种，他们的人数，平均约占社会总人口百分之五，全国约有二千万。他们的特点是：1、脱离生产，2、职业不正当不安定，借“诈骗”“掠夺”“乞索”为生活，3、生活不规律。
（3）流氓的党派组织
流氓群众为了争取他们的社会生存地位，有各种秘密结社，如长江沿岸的青帮与红帮。闽粤赣桂南洋的三点会，云贵川湘鄂陕甘的哥老会，闽粤南洋的致公堂，福建的符子会，苏皖鲁豫的大刀会，顺直一带的在理会，东三省的胡匪，北方各省的红枪会及其同类团体，南方各省的三合会及天地会，洞庭湖沿岸的汉留会，上海的三K党，南昌的兰花会，湖南的青龙会，长沙的蝴蝶采花团等，外目不一，到处都有，但组织很散漫不统一，双多带封建性。
（4）流氓的特性
第一是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人人自由的），第二是个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第三是雇佣性重，第四是破坏性重，第五是阶级意识模糊，第六是反群众的，第七是反社会主义的，第八是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第九是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上列九点流氓的特性，不是各个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都依据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社会职业而产生。
（5）流氓对革命
依据上列的分析，可以断定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说来，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有，随时有叛变作反革命走狗的可能。
（三）党对流氓的策略
我们明白了流氓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于革命的作用，就可以决定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成非流氓。
在特殊环境之下，可以临时利用他们，使之脱离统治阶级的地位，然后再对他们加以适当处置，或临时利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统治阶段。但无论怎么样，政治上不能对流氓有丝毫让步。
在流氓其有反革命阴谋时，或有反革命可能时，或妨碍群众斗争，非除掉他们群众斗争就不能起来时，或假借革命旗帜压迫群众时，或坚决的反革命，帮助统治阶级和革命群众作对到底时，都必须毫不犹豫的消灭他们，不但消灭他们的首领，必要时还须消灭他们群众的一部以至全部。
红军及赤红卫队是革命群众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重要工具，这个重要工具的组成分子，必须完全是工农革命分子而不能有流氓参杂其中。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历害的，他们的利益与整个斗争群众的利益是违反的。他们在作战上变表现畏缩不前，虽有时表现勇敢，但他们是为了个人出发而勇敢，不是为了阶级任务而勇敢。游击战争中的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都是他们的表现，每次拖枪逃跑的也都是他们。这些分子如不洗刷出去，把工农革命分子参加红军、赤卫队以代替他们，改变红军、赤卫队的组织，则这样的红军、赤卫队是很危险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也只有排除这些反纪律反组织的成分，才能更大规模的争取群众，使之乐意加入红军，达到扩大红军扩大斗争的任务。虽然不是说要把现在红军中的流氓成分，在二十四小时内扫数除出去，但必须有计划的以工农斗争分子代替流氓，坚决的反对党内庇护流氓。对于流氓存着“还有革命希望”的幻想，主要“三教九流的人都可进红军”，“游击战争时不要打流氓，总暴动时才可打流氓”，“只要官长领导得好，士兵的组织成分是不要紧的”，以及什么“现在不要流氓，将来也不要农民了，将来也不要工人了，剩下一个共产党”等等错误的怪异的观念和批评。
对于由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同时对于那些流氓习惯还少的人应该加以适当的教育。
在党内在群众一般的要提高反流氓的教育与宣传，造成反流氓的浓厚空气。特别在党内要洗刷流氓成分，克服流氓意识，要认清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现在红军在最严重的任务。必须如此，才能保障红军这个工具为工农阶级所用，而不致被流氓领导了去走入岐路，使革命走向失败。
